內政發展上，台灣處於「富裕中的貧困」窘境，產生了環境與社會貧困，例如生態足跡。外交上，台灣陷於「擁擠中的孤獨」之中，常處於斷交挫折中，入聯與返聯之路艱辛難行。在此困境中，台灣需要全新的典範(不同的思維與行動)，方可逆勢操作，絕處逢生。有話道：格局決定結局；態度決定高度；思路決定出路。首先，生態學家李奧波提出「像山一樣思考」，主張「互為主體」與「生態中心主義」，學習此脈絡，台灣應該「像島一樣思考」，恢復福爾摩沙的美名，累積好山好水好文化為主軸的自然資本與文化資本。其次，生態學最小法則謂：供應最少的元素可以控制一個系統的成長。則上述貧困與孤獨所產生的環境與外交困境即為台灣的「稀少元素」，卻足以對扭曲的「地球生態系」貢獻其力量，自許為「永續的台灣就是永續的地球」之角色。例如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，因此台灣政府應自許為全球最有力的非政府組織(NGO)，在國際領域中有極大的發展空間。台灣可將政府的力量「NGO化」，藉經貿、學術、文化等力量溶入(infuse)至環保中，在「全球變遷」之下，展開「變遷全球」之行動，開展「為拯救地球」為目標的環境內政與外交，例如以外債換取自然(debt for the nature)、創立民間聯合國(United NGOs)、境外台灣、國民幸福感運動(Gross National Happiness)等。
台灣的外交環境嚴峻，間接導致「環境外交」的空間大為受限。一方面，外交成為兩岸較勁的場域，已產生了「重量不重質」、「面子重於裏子」不正常現象，發球權常常在對方國家手中，金錢外交不得不成為其中重要手段。另一方面，台灣建交國大部份為發展中國家，要求買單的皆為初階基礎設施，例如高速公路，未見高階基礎設施，例如下水道。因此環境外交無法成為台灣的選項。但是外交部外圍組織「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」於199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並運作。基金約新台幣116億元，其中海外志工計畫，多少作了一些環境外交。其他部會的一些措施也促進環境外交，例如國防部的外交與環保替代役；國科會學術交流的環境外交，包括IHDP、DIVERSITA等國際環境相關研究組織的參與。例如筆者藉參與永續台灣指標之機會，與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(CSD)聯繫，並於1999年3月31日訪問該委員會與演講。過不到三個月，IHDP的首次 open meeting 在日本神奈川縣湘南國際村召開，筆者代表國科會參加，在1999年6月23日提出會員國報告，同時代表國科會捐助一萬美金給 IHDP。 民間團體的環境外交，其空間比政府寬廣。台灣已有至少十個 NGO 為聯合國註冊者，因此有機會參與各式各樣國際大會，例如1992年巴西地球高峰、2002年南非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、2007年巴里島氣候變遷世界大會等。另外，慈濟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在各地建學校時，同時會加入環境議題，有些環保團體定期選派代表參加英國、日本、韓國的「生態工作假期」(working holiday)，都是環境外交。
雖然外交處境艱難，在一些環境議題上，仍然有機會成為正式會員國。例如12屆國民信託大會2007年在印度舉行，筆者以 TNT (Taiwan National Trust)代表與會，難得出現的國旗，卻在印度出現，飄揚三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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